“我就喜歡大的�！薄�—毛澤東，1958（不知道原話是什么）

    我經常到中國，但是不知何故，直到幾個月之前才有幸到北京一游。北京和中國的大多數城市一樣，不僅規(guī)模大得讓人感到壓抑，而且規(guī)劃存在“自生自長”的風格。不過，和其他城市不同的是，北京擁有一個矩形的紀念碑（人民英雄紀念碑？），寬闊的林蔭大道，間隔很開的建筑群以及厚重的帝都氣質。



    總體上，這個城市的原型是紫禁城，在馬可·波羅（Marco Polo）的描述中，將其稱為這個星球上最精美的，最完整的宮殿群（“世上無人能設計出更好的了”）——堪稱一座令人驚嘆的王朝紀念碑。集權主義政權偏好遞進式建筑，表現在其在任何地點和比例上都要運用其熱衷的形式；政治意義的北京可謂權力和支配結合體的一個典型范式。正如凡爾賽（Versailles）之于奧斯曼（Haussman）的巴黎，紫禁城之于同時是歷史的也是當代的北京。并且，作為天體幾何學（celestial geometry）的陸地表現形式，紫禁城本身是通過遞進地設計而成的。

　　這個城市中令人驚嘆的建筑項目已為承辦這個國家的首次奧運會作好了準備，它們是以上觀點的明顯的延伸。持續(xù)的宏偉，不可思議的規(guī)模，動員的勞動力，對于象征主義的固著和規(guī)劃上所體現的中央集權化，都在表明這是一個具象派的、城市的和建筑學上的城市項目。這個城市抓住每一個時機彰顯自己的重要性，從碩大無比的機場到似無盡頭的環(huán)路和數百萬棵用來表明“綠色特性”，凈化廢氣的樹苗，以及高速公路那邊波坦金風格（Potemkin fashion）下殘余的無序。



　　如此多的“雷”人建筑由外國建筑師完成本身也具有強有力的象征意義。數千年來，中國一直以排斥外來的非華夏的夷狄（non-Han barbarism）影響。特別是這個國家的近現代史被定義是與殖民主義、侵略、和帝國主義勢力和意識形態(tài)斗爭的歷史，這些意識形態(tài)包括所謂資本主義意識形態(tài)。事實上，當中國選擇那條特別的道路的時候，其熱衷建造的基礎設施所反映的正是“我們”在上世紀50和60年代資本主義消費高潮時期的建筑和觀念特點。汽車和其暗示意義被狂熱地接受，制造出巨大的交通堵塞，高速公路擴張，污染以及其所有衍生物的蔓延。

    這種無節(jié)制的城市主義的雜交與全球化發(fā)展高度一致，并且和其他地方一樣的是，拼湊下誕生的建筑形式交替地具備了畸形、迷人、讓人生畏和熟悉的氣質。對于一個陷于一種內部對與“對外開放”的爭論之中文化來說，傳統(tǒng)和全球化之間的沖突非常重要。這場爭論一個具有啟示性意義的事件就是去年故宮中從2000年就開始經營的星巴克被迫關閉。咖啡店的關閉是一些人請愿的結果——他們收集了50萬個抗議“侮辱中國尊嚴”的簽名。但是，應該在哪里劃線呢？



    中國已經為本土化和外來影響的問題爭論了多年。如果說當前的發(fā)展模式是強烈地按照國際大都市的形態(tài)來塑造——從洛杉磯到迪拜——而毛時代的建筑形態(tài)可看做是被蘇聯的巨型住宅、粗笨公共設施和斯大林式紀念碑所奴役的對象，也是一種蕩滌帝國主義印記、經典主義和頹廢主義的欲望的表述。但是本土和舶來范式之間的對抗也引發(fā)了19世紀建筑形態(tài)的創(chuàng)新，這樣的創(chuàng)新由數百萬人擴散并持續(xù)在為城市生活中的問題提供有價值的解決方案，這個過程所產生的影響既有快樂又有焦慮。

    這也說明一個重要的調節(jié)大與小之間兼容性的戰(zhàn)略無疑是后現代環(huán)境中最麻煩的問題之一。

    在參觀紫禁城的時候，我同時被其驚人的精致和巨大，以及它在公共和內部空間的區(qū)別上定義自己的方式所震撼。特別是皇帝位于內廷的寢宮看起來非常袖珍，其規(guī)模體現了鄉(xiāng)村生活的私密性，一個小院子環(huán)繞著數間小房間與近在咫尺的宏大的外朝空間形成鮮明對比。這里，陰謀也是個人的，并且容易讓人聯想到一些奇怪的宮廷規(guī)矩——太監(jiān)候在宮閨之外用燃香計算皇帝對妃子的寵幸時間。對于自己的表現，皇帝也許較常人承受著更為巨大的壓力。



    中國人在本土建筑方面的才智歷史悠久，考察北京遍布小徑和小店的胡同，這里的庭院住宅街坊正在快速消失，地處首善之地核心的它們曾是隱私和多樣性的承載體，但這個城市正迅速抹去這些曾經最為經典的公共特性，這樣的特性肯定了其在建筑上的歷史性成就的獨特性和輝煌。這些地方不僅為現代主義者今天塑造城市的理念提供了一個可供選擇的想像空間，還為城市的全面性注入了不可替代的元素，這樣的全面性需要得到延伸，而不僅僅是保留。

    如果說北京的胡同代表了一種純粹的中國城市表述（盡管與亞洲其他地方的庭院集合體有著相似性），那么上海的弄堂（或是里弄）（以及我最近與學生正在研究的武漢里份，）則代表了一種復合性建筑，可以看做是過去與舶來范式遭遇后的成功派生物。這樣的街坊在鴉片戰(zhàn)爭之后誕生，當時上海和武漢已經被列強侵占，并成為租界地和通商港口。在1845年，地方政府發(fā)布其租界法令，對這些外國飛地（enclaves）的范圍和法律特性作了定義。法律條約規(guī)定洋人不得租房與華人，華人禁止在租界地居住。



    之后不到10年的時間，太平天國造反，大量的華人開始在洋人的允許下尋求庇護，這導致租界國單邊修訂了土地法律，廢除了禁華條例。其結果是大規(guī)模的房地產熱潮，讓許多大公司都將焦點轉向房地產業(yè)，既搞現房出租，又在租界影響力的輻射區(qū)域搞新物業(yè)建設。這些公司包括有傳奇色彩的沙遜（Sassoon），怡和集團（Jardine Matheson）和仁記洋行（Gibb Livingston），它們之前已經從鴉片和其他商品貿易中獲益匪淺了。

    這些新街坊的建筑很快發(fā)展為弄堂的模式，在筆直而狹窄的過道兩邊修建兩層高的聯排房。最初，這些房子還保留了傳統(tǒng)庭院混合體的規(guī)劃，被壓縮和扭曲以適應具備界墻的環(huán)境，規(guī)則的幾何外形和其城市地位中狹小的面積限制，它們仍然保留了一個窄小的過庭和一種從公共街道穿過私人門戶通向幽深內府的遞進感覺，這與建設、物質性和風格的傳統(tǒng)形式類似。雜合體而已。



    隨著建筑形式進一步發(fā)展，其形態(tài)不斷在變化。小院子為客廳或者是半封閉的花園讓路。設計形式調整為適應更小的，不會增員的家庭。房間按照功能的現代理念進行分隔。樓層增加到3層或是演化為公寓。發(fā)展趨勢也融入了西方建筑的裝飾性和形態(tài)學方面的元素。

    這樣的住宅類型在上世紀40年代按照常規(guī)發(fā)展出西班牙（Spanish）、都鐸（Tudor）和現代（Moderne）風格，并且其他風格已經普及并與這個城市四分之三的近人口都居住在弄堂形式的建筑中。

    是什么令這樣的建筑獨具特色呢？或是其個人元素相對于其在城市化活動的缺乏。有代表性的是，你通過一條主街的入口走進一條里弄的時候（與弄堂毗鄰的地方），再左轉或是右轉都可以進入一條巷子。從入口的的軸心開始，較小的交叉軸通向平行的巷子，將街區(qū)的部分或是整體分隔成半自治的街坊形式，有時這些交叉軸還會與其他相鄰建筑相連。小巷幾乎是純人行道，并且經常成為零售和其他商業(yè)形式存在的場所，比如辦公室和小規(guī)模制造廠什么的。每一個這樣的地方都是一個小世界，不僅為日常生活的必需元素提供空間，而且還通過弄堂門對門的鄰里之間彼此的不可回避性來形成強烈的社區(qū)意識。盡管布局狹促，但前后皆臨小街的建筑的規(guī)模并不大，所以可以擁有充分的光照和通風條件。



    當然，里弄之間的質量差距巨大，從一開始就為草根階層修建的里弄無疑是骯臟之所，缺乏足夠的衛(wèi)生設施，破舊的房屋結構，更奢談什么像綠地這樣的公共消遣場所。但是其模式還是很有才氣的。盡管是被包圍的街區(qū)，它們卻非難以接近的封閉社區(qū)。在城市的瘋狂躁動中，它們是相對安靜的孤島。并且，在面對現代大都市不斷增加的疏離感上，它們產生的是一種易于管理的規(guī)模和一種極端理性發(fā)展的增長效應，以幫助形成各種社區(qū)交流模式，這是許多當代高層建筑項目（缺乏替代性）不太可能實現的東西。

    盡管北京的胡同的建筑形式不同于上海的里弄，但是它們的組織結構的特色是類似的。低矮、緊湊和親切，它們是奇妙的街坊，便于步行，親切和多樣性。事實上，這些地方因為如此地獨一無二、令人愉快和日益珍稀，正享有（或是忍受）貴族化的命運。在最近一次考察中，當我與一位想買一處中意的胡同房產的中國同仁一起走進房屋中介的時候卻發(fā)現，其價格堪比曼哈頓。市場可能是殘酷的，但絕不愚蠢。



    對于這些細密的街區(qū)的消失的悲慟已經成為一種類似陳詞濫調的東西，并且對于這些有滅絕危險的街區(qū)的保護問題很難和中國人無關。而錯誤在于，將問題簡單地簡化為保護，僅將這些形式視為不可復制的歷史產物。當我們所有的人在面對激進地去創(chuàng)造更加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城市建筑形式和復原世界范圍內的社區(qū)形態(tài)學基礎的需求的時候，我們不得不從中國的里弄和胡同中汲取營養(yǎ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