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曾在睡眼惺忪擠著地鐵時，低聲抱怨過城市這張“餅”為何越攤越大，通勤距離越來越長？

　　或者困惑過愈發(fā)千篇一律的城市，除了高樓大廈就是車水馬龍。午夜夢回，“我”究竟身處何方？

　　亦或是越來越多與建筑割裂、鮮有人氣的城市公園，俯拍一片綠，但你卻根本不想進去“走一走”？

　　相較于沒有重點、隨機的密集化，在凱達環(huán)球建筑設計（Aedas）主席、全球設計董事 Keith Griffiths（基思.紀達夫）看來， 被低密度建筑包圍的“城市樞紐模式”，有望解決“餅越攤越大的問題”。

　　而在人們的交流日漸虛擬化、孤立化的今天，結合各個城市獨特的氣候、文化和市民精神氣質，強調城市空間的“開放、連接、共享”，則是他給出“如何解決千篇一律和空間割裂問題”的答案。

　　“我們?yōu)楹我獙⒔ㄖ?，做成千篇一律的實心玻璃盒子呢？畢竟城市的氣質如此不同！”

　　“即使同樣是寫字樓，它們也理應不同”

　　有過世界眾多城市設計經(jīng)驗的紀達夫，對于各個城市之間不同的“氣質”有著獨特的見解。

　　以中國城市為例，他指出，香港土地面積狹小，住宅價格高昂，因此更強調寫字樓與居住區(qū)之間的連接和交互。

　　相較而言，與香港臨近的深圳，卻有著完全不一樣的氣質：“深圳的IT技術領先世界，這就需要建筑能有更多靈活的空間，提供不同的功能”。更重要的是，他人這種“IT氣質”，使人們更青睞具有突破性的互動交流空間，“簡單來說，就像校園大學一樣”。

　　除了相互臨近的香港和深圳，紀達夫認為上海和成都，幾乎相同緯度上的一東一西兩個城市，其精神氣質也大相徑庭。

　　“據(jù)我的觀察，上海人似乎更喜歡室內(nèi)活動，更傾向硬朗、古典、優(yōu)雅的審美”。因此，他表示當為上海設計一套公寓時，他通常會設計相對較小的窗戶、用更多古典硬朗的石料等材質。

　　“而成都的氣質，與上海相比可以說是迥異的”。

　　紀達夫指出，成都的人明顯更喜歡戶外，更傾向于簡約直接的審美。“這影響了我們在為成都設計公寓時所考慮的所有細節(jié)：更大的陽臺、明凈的滑動門、更大的窗戶，以保證能有很多的光和空氣進入室內(nèi)。同時，也會更多地使用白色和整體簡約的風格。”

　　正如以上城市氣質的強烈對比，某種程度上，這都是由各個城市的獨特歷史文化和地理氣候所決定的。因此他認為，不同城市的建筑細節(jié)理應不同。“我們沒有必要也不應該，將美國的寫字樓照搬到中國的城市”。

　　“‘公園城市’再適合成都不過了”

　　而除了建筑設計，其實對于單個城市的規(guī)劃亦是如此。

　　紀達夫同樣以成都為例，解讀了其建設公園城市的合理性。

　　在他看來，戶外文化是成都文化的獨特魅力之一。“這是一個美麗的花園城市，原本就有很多公園。如果我們在成都建太多的‘玻璃盒子’，難免使這個城市原有的魅力黯淡無光”。因此，正是基于城市獨特的氣質，“公園城市”才是再適合成都不過了。

　　他坦言，高密度人口的城市，幾乎都存在大量跨越耗時很長的寬闊馬路，這是人口數(shù)量和交通需求共同決定的。然而，這些交通動脈既連接了城市，卻又割裂了城市。不僅如此，“盒子”一樣的建筑，更加劇了空間割裂的問題。

　　基于此，綠地空間和生活工作空間的割裂，導致其利用率大大降低。這不僅是中國的一些城市，許多國外的世界大都市同樣存在“綠地只是看著綠”的問題。

　　想要解決這個問題，紀達夫認為，“增多綠地層次”就變得格外重要。

　　“例如，在天空中架設橋梁，或者在空中架設寬闊的開放平臺以連接高樓，把原本獨立的區(qū)域與地面景觀，用空中橋梁連接起來了。”他暢想，以此營造的不同層次的公園綠地，將使人們在道路上行駛時，和綠地有機互動。

　　“所以，我們不僅不要做玻璃盒子，更不要做實心的玻璃盒子。打破空間的封閉，營造開放共享的空間。”

　　事實上，據(jù)他介紹，作為知名的公園城市，新加坡也正在鼓勵熱帶城市、室內(nèi)室外城市、綠色城市、垂直的綠色墻壁等元素有機結合，打造多層次的公園城市。“成都當然不應該也不需要復制新加坡模式，但是確實可以根據(jù)自身城市的特點予以適當借鑒”，紀達夫說。

　　鼓勵真正“以人為本”的好設計

　　那么，除了較微觀的建筑設計、偏中觀的單個城市規(guī)劃，更為宏觀的城市整體發(fā)展，又該如何避免“同質化”的問題呢？

　　其實，關于中國城市“似乎長得千篇一律”的質疑，早已不再新鮮，但紀達夫卻要為中國城市“申申冤”。

　　“中國城市的發(fā)展很快，而倫敦、巴黎等城市卻已發(fā)展數(shù)千年。回望18世紀倫敦的建筑，你知道嗎？一切看起來都一樣”。

　　相較于歐洲許多城市已較穩(wěn)定地發(fā)展了三百多年的時間，中國的城市化，卻是在過去的三十年里快速發(fā)生。

　　所以，在紀達夫看來，暫時的千篇一律，只是時間問題。“但是我們怎樣才能克服這個問題呢？”他說。

　　“首先，我們不能做的一件事，是努力讓一切變得不同”。

　　埋頭追求前衛(wèi)的地標建筑、新潮扯眼的設計，為了讓城市不同而不同，紀達夫認為這樣只會讓城市變得“無比復雜且沒有重點”——“這就像走進一家擁有數(shù)千間套房的糖果店，眼花繚亂，你卻反而不知道該吃什么了。”

　　因此，他建議城市規(guī)劃者和建筑設計者，要努力尋找根源，理解當?shù)氐囊磺校詫ふ覐娪辛Φ脑O計基礎，以鼓勵真正“以人為本”的好設計。“若這樣的建筑成為了人們心中的城市名片，那自然好；但若追求獨特，卻喪失了與城市、市民間的和諧，那就是本末倒置了”。

　　至于城市內(nèi)部整體的功能性分區(qū)規(guī)劃問題，他倒認為，中國的城市不必太過執(zhí)著。

　　他以倫敦舉例，表示現(xiàn)在的倫敦，看上去似乎分區(qū)明確，城市內(nèi)部的每個區(qū)域有自己的特色和辨識度，其實是“因為倫敦曾經(jīng)是一系列的村莊，每一個村莊都做著一些稍微不同的事情。所以如今，當我們看著已演變了數(shù)百年的倫敦時，我們能很容易辨別那是一個劇院區(qū)、這是一個市場區(qū)。”

　　中國的城市難道就沒有分區(qū)嗎？紀達夫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以環(huán)狀結構發(fā)展的北京或成都為例，他指出，其看似一體的環(huán)狀結構中，卻有著非常強大的內(nèi)部歷史街區(qū)分化?；蛟S他所指的，正是“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一般的功能分化。

　　而快速城鎮(zhèn)化過程中的中國城市，難以避免需要開發(fā)很多“全新的區(qū)域”。因此，對于很多城市的“新城”來說，紀達夫認為，當下最關鍵的，是“將原本城市的文化種子播種到新區(qū)域”。

　　“屆時，或許這些新興的城市區(qū)域，自然會從這些文化種子中，成長出既一脈相承又獨特豐富的新氣象”。